基层公安民警不是万能 没有基层干警却万万不能
2018/12/27 19:14:35 点击:
金辉警用器材装备采购网转发消息:2018年12月20日,贵阳市贵筑路派出所民警马金涛在抓捕毒贩的过程中因公殉职,年仅30岁。
根据公安部提供的数据,2013-2017年的5年里,全国因公牺牲的公安民警共2003人,因公负伤或致残2.5万人,因公牺牲民警平均年龄43.5岁。
警力不足是全国公安机关的普遍问题,且因历史欠账太多,这一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这其中,有非常复杂的体制机制原因。影响最大的是,自从2006年《公务员法》实施以后,基层政府包括公安机关的编制受到严格限制。
现如今,一个2万人左右的农村,派出所一般只有3-5名民警。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地方,会配置与民警数量相当的协警;城区派出所的协警,通常比民警还多;但条件一般的基层派出所,协警就比较少了。相较于上世纪90年代,基层公安机关的警力并无增加,但现实情况是,警务活动却急剧增长。
这主要源于两方面:
一是事情增多了。基层治理中的很多细小琐碎却又难办的剩余事务大量涌进公安机关,非警务活动急剧增加。
比如,很多民间纠纷调解,已成为基层公安机关的固定“业务”,社区居委会和村委会都“自觉”将这类事务“移交”给公安机关。今年舆论广泛关注的养狗纠纷,其实也早是城市基层派出所甚为头疼的事务。剩余事务很难说不是警察的“份内”之事,但确实不是专业警务活动,它们看似简单,但处理起来却费时费力,非常耗费警力。
二是事情处理要求高了。这两年人们对基层治理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批评颇多,基层干部对办事留痕现象极其反感。但对于公安机关而言,执法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等要求,确实是上世纪90年代就在努力追求的目标。
被网友点赞的“教科书”式执法
典型如110接出警流程,规范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即便如此,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还是备受批评。越是如此,公安机关内部对办案的规范化要求就越高,一线民警轻易不敢违反规定。
2尴尬
我调研的中部某县公安局,最近十年时间,所有新入警的警察,几乎都是通过公务员考试进来的。
众所周知,农村地区招聘公务员本来就不容易,公安机关也只能按照最低标准招聘警察。结果,新入警的警察,真正专业对口的警校毕业生微乎其微;绝大多数都是别的专业考进来的。导致的结果是,派出所只能留一些条件差一点的。
我曾和派出所民警一道出警抓一位犯罪嫌疑人,结果是一位50多岁的老民警带着一位20岁出头的女警察,开着辆破旧警车。这位女民警从警3年,平时主要是做内勤工作,入警之前只训练过半个月时间,根本就谈不上专业素养。她也知道自己不适合在公安机关工作,就一直在准备考试,随时准备跳槽。
这几年,很多基层公安机关为了补充警力,提高警察队伍战斗力,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通过招聘文职警员、事业编警察, 乃至于协警的名义,定向招聘。但如何保证这支队伍的稳定,始终是个难题。
简单说,与普通人想象不同的是,警察,尤其是基层民警,并不见得有多高的专业素养。某种意义上,他们就是普通人,但在做专业事,并且是职业风险比较高的事。
据报道,刚刚牺牲的马金涛警官作为非公安院校毕业生,肯学肯干,善于钻研,“一年跟着干,两年单独干,三年成骨干”,用最短的时间实现了从门外汉到职业警察的转变,得到各级领导、同事一致好评。可见,基层公安工作根本就等不得民警慢慢提高专业素养。
就我的调研,绝大多数基层公安机关无法保证常规训练。我访谈过多位有20年以上警龄的基层民警,他们的业务培训只有两次——一次是入警前的集中培训;还有一次就是碰到“大练兵”之类的轮训。
3要求
与事实情况相反的是,基层警务工作对专业素养的要求越来越高。过去的警务活动相对简单,最常见的就是“抓赌抓嫖”这样的治安案件。客观上说,这类警务活动危险性并不高,犯罪份子并无多大攻击力,并且这类违法犯罪活动比较容易得到群众的支持认可。
但现在警务活动的危险程度却不断提高。别的不说,就如简单的交通执法,因涉及到车辆执法,危险系数就极高。只要被执法者稍加反抗逃避执法,就很容易出现车辆拖拽执法人员的恶性案件。因此,根据公安部的统计,交巡警的牺牲人数仅次于派出所民警。
而派出所民警也不仅仅是从事社区警务、治安管理等相对比较简单的警务活动,他们同样要承担打击缉毒、防爆、防抢等各类刑事犯罪活动的任务,职业危险一点都不低。问题是,他们又不同于刑侦、缉毒、特警等专业大队那么“专业”。并且,按照公安机关的内部规律,派出所民警的职业素养的确要比专业大队的低一些。结果是,他们受到的侵害就要高不少。一是他们的工作更为繁重,积劳成疾的可能性更高;二是他们在出警过程中,更容易受到犯罪份子的攻击。
4 致敬
临近年终,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都加紧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基层民警的工作强度急剧增加。
马金涛警官工作的地方,一个基层派出所十天的任务要抓90个毒品犯罪分子,导致一个社区民警被迫带着两个巡防队员加班加点。事发当天,马金涛警官并不当班,本来打算陪伴生病的妻子到医院进行治疗。但派出所得到了一条涉毒案件的线索,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他主动请缨,要求参战。
就基层警务工作的实际而言,马警官的这种选择其实很正常:警力有限的情况下,出现案情,大家能上就上,根本就谈不上通常意义上的“轮班”。而在出警过程中,马警官的这种做法亦属正常。不可能等到所有准备都周全了再实施抓捕;也很难顾及到自身安全而放弃抓捕。但这的确充分表明,基层警务活动的确不再是我们想象的过去那样粗糙简单,它同样对警力、装备、专业素养等有较高要求。
马金涛警官的女儿才满一岁,父母、妻子为了照顾其工作,都到贵阳定居。他一牺牲,就意味着家庭的顶梁柱倒了。我觉得告慰英雄的最好方式是,让我们都理解和尊重英雄的事业,尊重他的同事、家人为普通人的平安生活所做的默默无闻的工作,甚至生命的付出。
致敬英雄!
有困难找警察,派出所“包打天下”? 基层民警生存调查
【明知是死亡的威胁,他却要前行】2018年07月11日16时33分,在四川省芦山县宝盛乡凤头村水田子组路段,一辆从太平往宝盛方向行驶的小车被山上滚落飞石砸中,造成车内4名人员受伤,在场群众拨打了报警电话。在热心群众将伤者转移至太平方向安全地带后,处警民(辅)警随即赶到,民警发现现场一名伤者情况较为严重需尽快送至芦山县医院救治,面对随时落石的险情,驾驶车辆的辅警无所顾忌,驾车冲过飞石区!顺利将四名伤者送至医院治疗。
“万能派出所”:清理小广告、驱赶流浪狗……
“110吗?我女朋友要跟我分手,你们能帮我劝劝她吗?”
“我儿媳妇不好好给孩子喂奶,这事警察得管管!你们快过来!”
这是记者近日在一些派出所蹲点调研时,听到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接处警记录。对处在社会最基层和矛盾第一线的派出所民警而言,这只是他们工作时所遇到困惑中的一部分。
“群众对公安机关的心理需求相当高,这份信任让我们欣慰,但一些诉求也让人哭笑不得。”四川成都市主城区一派出所的社区民警说。即便是面对这些五花八门的报警需求,多数情况下民警依然会第一时间处警。
多位受访民警表示,“头顶国徽、臂挂盾牌”的责任,会让他们坦然乐观地面对工作中的危险与艰辛。但令他们感到苦恼的是,无效报警、大量非警务活动等牵制了本就紧张的警力资源,基层派出所越来越演变为包打天下的“万能机构”。
“群众有困难找民警,这是好事。但有些部门放大了这句话,为派出所增加了大量非警务活动,甚至把本由他们承担的工作也推给公安机关,影响到我们打击犯罪和维护治安的主业。”西部某市一位派出所民警举例说,当地要创建卫生城市,民警被要求全员出动上街清理小广告;创建文明城市,民警要到处驱赶流浪狗……
“上面下面条、底下打面团”,作为基层一线单位,上级机关布置的大量工作都要靠基层派出所来落实。而一些地方文山会海回潮、材料信息过多过滥、考核名目内容繁多,也让基层民警身心俱疲。
西北一位从警23年的农村派出所所长说,所里曾在一个月之内收到分局下发的64份文件,其中40多份是安排具体工作的。该所辖区面积2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万余人,但仅有7名民警。“40多项都是重点工作,一个月只有30天,我们7个人不眠不休也干不完。”
派出所民警在“民生集市”上向群众发放新办理的身份证 彭源 摄
西部某市一位派出所所长告诉记者,在他所在的区,上级机关对派出所的考核门类多达70多项,破获各类案件的数量都有具体的指标要求,而有些不尽合理。
“例如,破案数量是按月度考核的,但有些案子需要花时间去经营、深挖。迫于考核压力,民警就只能去办理一些小案、现案,无暇办理大案。”这位所长苦笑说,这种考核是“月月都要麦子黄、月月都要粮进仓”。有的地方向被行政拘留、羁押的人员征求满意度,一位民警反问:我抓了他,他能对我多满意?
更令民警忧心的是,在一些地方,执法环境局部恶化,一些自媒体对涉警事件的歪曲报道等,加剧了少数群众对公安工作的误解,让民警流汗又流泪。
西部一地级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民警说,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该市发生暴力抗法和侵害民警权益的行政案件88起、刑事案件15起。许多民警在正常执法时,都遭遇过推搡、辱骂、恐吓甚至暴力抗法行为。有民警说,自己在执法中曾被人打伤,对方却高喊“警察打人了”,少数群众围观起哄,他感到非常寒心。
长期超负荷运转,最怕夜里电话响
今年夏天,武汉连续多日高温。武汉火车站派出所民警罗居奇在站内巡逻。手铐、警棍、急救包、执法记录仪、通讯电台……他背负着六七斤重的警用装备,警服完全湿透。随身携带的计步设备显示,他当天已步行超过两万步。
“每天5点多钟D5930始发,铁路公安已开始执勤。每晚11点44分最后一趟D5925抵达,站区内依旧警灯闪烁。”武汉站客运值班员肖功峰说,守护安全,他们不知疲倦。
在陕西省兴平市,西吴派出所副所长张荣国已经3天没有回家了。这是他7月18日的工作安排:早上6时起床,6时50分开会布置工作,7时50分和同事出门办案,回来后接待群众来访。中午无暇休息,下午赶赴犯罪嫌疑人家中发放逮捕通知书,之后进村采集信息,回所后和同事分析案情……18时接班后,张荣国还要在岗位上再值守24小时,随时准备接处警。
“每年我有200多天在所里住,一有案子就没日没夜。3岁的孩子只能托付给老人带。”提及家人,张荣国一脸愧疚。
四川省眉山市象耳派出所副所长杨柳从警10年两次因公负伤,是一位揣着残疾证坚持在一线办案的刑警。他今年33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办一个案子,从犯罪嫌疑人的抓捕到羁押,根本没有时间休息。”杨柳说,一个月里他能陪小孩的时间不到两天,这也是他作为父亲最大的遗憾。
记者采访发现,由于常年处在打击犯罪、调处矛盾和服务群众的第一线,精神紧张、工作压力大,超负荷运转已是许多基层派出所民警的工作常态。
“派出所工作的特点是生活不规律,遇到紧急任务、办案或值班备勤,通宵达旦、放弃休假都是常事。上级公安机关一直鼓励大家休年假,但许多人都放弃了。不是不想休,是真的走不开。”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分局化工开发区派出所所长张思强说,全所19名民警,大多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职业病。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坐针毡,最怕夜里电话响……一位民警如此描述自己工作时的心理状态。不少民警因此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被称为“喇叭所长”的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分局欧庙派出所原所长吴继革,安装了3个心脏支架、进行了2处“心脏搭桥”手术,仍带病长期忙碌于处警一线。2015年7月,在冒着高温处置一起紧急警情时,他晕倒在地,生命定格在了46岁。
“天天在流血、月月有牺牲”,一组数据佐证了公安民警工作的艰辛。湖北省公安厅今年1月的统计显示,近5年来,湖北公安系统先后有55人因公牺牲、866人因公负伤、321人在职病故。2012年至2016年间,陕西共有46位民警牺牲在工作岗位上,402位民警在执行任务时负伤。
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韩森寨派出所副所长汪勇帮助一位社区群众搬运物品 李一博摄
优化环境、下沉警力,基层派出所亟须“减负”
一些受访民警认为,除机关与基层警力配比不当、各职能部门间履职合力不足外,缺乏维护民警执法权的保障机制,也是造成基层派出所负担沉重的重要原因。“现场处置时没有底气,并不是因为害怕犯罪分子,而是来源于现实各方面的压力,不敢果断地执法。”一位民警说。
采访中,许多派出所民警也欣慰地表示,近年来基层的许多呼声已经得到高层重视。今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就提出,围绕公安改革,解决管理体制不科学、力量结构不合理、警务运行不顺畅等突出问题,提高职业保障水平。
2018年7月2日,眉山市公安局园区分局象耳派出所民警在暴雨后抢险疏散群众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基层执法环境逐步改善,从优待警的政策也在不断落实中:湖北省公安厅探索建立起以财政补助为基础、商业保险为补充、民警互助为支持的“三位一体”优抚机制;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出台从优待警25条措施,提出“在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健康上关爱、生活上关心”民警……
然而这些还不够。为让民警安心、舒心、放心地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和服务群众等主业上有所作为,基层派出所还须“减负”。
一是出台并落实相关法律法规,优化执法环境,维护民警的执法权威和公信力。
湖北、陕西、四川等地民警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探索建立一定范围的容错机制,为执法者壮胆撑腰,对妨害正常执法的行为敢于“亮剑”。
二是推动警力下沉,夯实基层派出所力量。
有民警呼吁,公安机关在公务员招录时,宜对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有所倾斜,使更多有专业能力、热爱公安事业的人才进入警察队伍。
三是对公安机关特别是基层派出所职能进行精准定位,厘清警务和非警务活动的界限,列出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改变派出所“包打天下”的现状。
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茂陵派出所所长狄军锋建议,建立“110”报警电话分流机制,将各职能部门纳入其中,依照职责划分共同为群众服务。
四是优化合并考核项目,削减文山会海,将基层民警从繁重的文牍和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此外,切实落实中央和地方有关从优待警的各项举措,关爱公安机关特别是基层派出所民警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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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安部提供的数据,2013-2017年的5年里,全国因公牺牲的公安民警共2003人,因公负伤或致残2.5万人,因公牺牲民警平均年龄43.5岁。
可以这样认为,基层民警是和平年代里牺牲最多的职业群体,但他们工作贴近基层百姓,直面社会矛盾,也是最容易受舆论质疑的群体之一。
警力不足是全国公安机关的普遍问题,且因历史欠账太多,这一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这其中,有非常复杂的体制机制原因。影响最大的是,自从2006年《公务员法》实施以后,基层政府包括公安机关的编制受到严格限制。
现如今,一个2万人左右的农村,派出所一般只有3-5名民警。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地方,会配置与民警数量相当的协警;城区派出所的协警,通常比民警还多;但条件一般的基层派出所,协警就比较少了。相较于上世纪90年代,基层公安机关的警力并无增加,但现实情况是,警务活动却急剧增长。
这主要源于两方面:
一是事情增多了。基层治理中的很多细小琐碎却又难办的剩余事务大量涌进公安机关,非警务活动急剧增加。
比如,很多民间纠纷调解,已成为基层公安机关的固定“业务”,社区居委会和村委会都“自觉”将这类事务“移交”给公安机关。今年舆论广泛关注的养狗纠纷,其实也早是城市基层派出所甚为头疼的事务。剩余事务很难说不是警察的“份内”之事,但确实不是专业警务活动,它们看似简单,但处理起来却费时费力,非常耗费警力。
二是事情处理要求高了。这两年人们对基层治理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批评颇多,基层干部对办事留痕现象极其反感。但对于公安机关而言,执法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等要求,确实是上世纪90年代就在努力追求的目标。
被网友点赞的“教科书”式执法
典型如110接出警流程,规范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即便如此,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还是备受批评。越是如此,公安机关内部对办案的规范化要求就越高,一线民警轻易不敢违反规定。
2尴尬
我调研的中部某县公安局,最近十年时间,所有新入警的警察,几乎都是通过公务员考试进来的。
众所周知,农村地区招聘公务员本来就不容易,公安机关也只能按照最低标准招聘警察。结果,新入警的警察,真正专业对口的警校毕业生微乎其微;绝大多数都是别的专业考进来的。导致的结果是,派出所只能留一些条件差一点的。
我曾和派出所民警一道出警抓一位犯罪嫌疑人,结果是一位50多岁的老民警带着一位20岁出头的女警察,开着辆破旧警车。这位女民警从警3年,平时主要是做内勤工作,入警之前只训练过半个月时间,根本就谈不上专业素养。她也知道自己不适合在公安机关工作,就一直在准备考试,随时准备跳槽。
这几年,很多基层公安机关为了补充警力,提高警察队伍战斗力,采取了不少措施。比如,通过招聘文职警员、事业编警察, 乃至于协警的名义,定向招聘。但如何保证这支队伍的稳定,始终是个难题。
简单说,与普通人想象不同的是,警察,尤其是基层民警,并不见得有多高的专业素养。某种意义上,他们就是普通人,但在做专业事,并且是职业风险比较高的事。
据报道,刚刚牺牲的马金涛警官作为非公安院校毕业生,肯学肯干,善于钻研,“一年跟着干,两年单独干,三年成骨干”,用最短的时间实现了从门外汉到职业警察的转变,得到各级领导、同事一致好评。可见,基层公安工作根本就等不得民警慢慢提高专业素养。
就我的调研,绝大多数基层公安机关无法保证常规训练。我访谈过多位有20年以上警龄的基层民警,他们的业务培训只有两次——一次是入警前的集中培训;还有一次就是碰到“大练兵”之类的轮训。
3要求
与事实情况相反的是,基层警务工作对专业素养的要求越来越高。过去的警务活动相对简单,最常见的就是“抓赌抓嫖”这样的治安案件。客观上说,这类警务活动危险性并不高,犯罪份子并无多大攻击力,并且这类违法犯罪活动比较容易得到群众的支持认可。
但现在警务活动的危险程度却不断提高。别的不说,就如简单的交通执法,因涉及到车辆执法,危险系数就极高。只要被执法者稍加反抗逃避执法,就很容易出现车辆拖拽执法人员的恶性案件。因此,根据公安部的统计,交巡警的牺牲人数仅次于派出所民警。
而派出所民警也不仅仅是从事社区警务、治安管理等相对比较简单的警务活动,他们同样要承担打击缉毒、防爆、防抢等各类刑事犯罪活动的任务,职业危险一点都不低。问题是,他们又不同于刑侦、缉毒、特警等专业大队那么“专业”。并且,按照公安机关的内部规律,派出所民警的职业素养的确要比专业大队的低一些。结果是,他们受到的侵害就要高不少。一是他们的工作更为繁重,积劳成疾的可能性更高;二是他们在出警过程中,更容易受到犯罪份子的攻击。
4 致敬
临近年终,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都加紧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基层民警的工作强度急剧增加。
马金涛警官工作的地方,一个基层派出所十天的任务要抓90个毒品犯罪分子,导致一个社区民警被迫带着两个巡防队员加班加点。事发当天,马金涛警官并不当班,本来打算陪伴生病的妻子到医院进行治疗。但派出所得到了一条涉毒案件的线索,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他主动请缨,要求参战。
就基层警务工作的实际而言,马警官的这种选择其实很正常:警力有限的情况下,出现案情,大家能上就上,根本就谈不上通常意义上的“轮班”。而在出警过程中,马警官的这种做法亦属正常。不可能等到所有准备都周全了再实施抓捕;也很难顾及到自身安全而放弃抓捕。但这的确充分表明,基层警务活动的确不再是我们想象的过去那样粗糙简单,它同样对警力、装备、专业素养等有较高要求。
马金涛警官的女儿才满一岁,父母、妻子为了照顾其工作,都到贵阳定居。他一牺牲,就意味着家庭的顶梁柱倒了。我觉得告慰英雄的最好方式是,让我们都理解和尊重英雄的事业,尊重他的同事、家人为普通人的平安生活所做的默默无闻的工作,甚至生命的付出。
致敬英雄!
有困难找警察,派出所“包打天下”? 基层民警生存调查
【明知是死亡的威胁,他却要前行】2018年07月11日16时33分,在四川省芦山县宝盛乡凤头村水田子组路段,一辆从太平往宝盛方向行驶的小车被山上滚落飞石砸中,造成车内4名人员受伤,在场群众拨打了报警电话。在热心群众将伤者转移至太平方向安全地带后,处警民(辅)警随即赶到,民警发现现场一名伤者情况较为严重需尽快送至芦山县医院救治,面对随时落石的险情,驾驶车辆的辅警无所顾忌,驾车冲过飞石区!顺利将四名伤者送至医院治疗。
“万能派出所”:清理小广告、驱赶流浪狗……
“110吗?我女朋友要跟我分手,你们能帮我劝劝她吗?”
“我儿媳妇不好好给孩子喂奶,这事警察得管管!你们快过来!”
这是记者近日在一些派出所蹲点调研时,听到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接处警记录。对处在社会最基层和矛盾第一线的派出所民警而言,这只是他们工作时所遇到困惑中的一部分。
“群众对公安机关的心理需求相当高,这份信任让我们欣慰,但一些诉求也让人哭笑不得。”四川成都市主城区一派出所的社区民警说。即便是面对这些五花八门的报警需求,多数情况下民警依然会第一时间处警。
多位受访民警表示,“头顶国徽、臂挂盾牌”的责任,会让他们坦然乐观地面对工作中的危险与艰辛。但令他们感到苦恼的是,无效报警、大量非警务活动等牵制了本就紧张的警力资源,基层派出所越来越演变为包打天下的“万能机构”。
“群众有困难找民警,这是好事。但有些部门放大了这句话,为派出所增加了大量非警务活动,甚至把本由他们承担的工作也推给公安机关,影响到我们打击犯罪和维护治安的主业。”西部某市一位派出所民警举例说,当地要创建卫生城市,民警被要求全员出动上街清理小广告;创建文明城市,民警要到处驱赶流浪狗……
“上面下面条、底下打面团”,作为基层一线单位,上级机关布置的大量工作都要靠基层派出所来落实。而一些地方文山会海回潮、材料信息过多过滥、考核名目内容繁多,也让基层民警身心俱疲。
西北一位从警23年的农村派出所所长说,所里曾在一个月之内收到分局下发的64份文件,其中40多份是安排具体工作的。该所辖区面积2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万余人,但仅有7名民警。“40多项都是重点工作,一个月只有30天,我们7个人不眠不休也干不完。”
派出所民警在“民生集市”上向群众发放新办理的身份证 彭源 摄
西部某市一位派出所所长告诉记者,在他所在的区,上级机关对派出所的考核门类多达70多项,破获各类案件的数量都有具体的指标要求,而有些不尽合理。
“例如,破案数量是按月度考核的,但有些案子需要花时间去经营、深挖。迫于考核压力,民警就只能去办理一些小案、现案,无暇办理大案。”这位所长苦笑说,这种考核是“月月都要麦子黄、月月都要粮进仓”。有的地方向被行政拘留、羁押的人员征求满意度,一位民警反问:我抓了他,他能对我多满意?
更令民警忧心的是,在一些地方,执法环境局部恶化,一些自媒体对涉警事件的歪曲报道等,加剧了少数群众对公安工作的误解,让民警流汗又流泪。
西部一地级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民警说,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该市发生暴力抗法和侵害民警权益的行政案件88起、刑事案件15起。许多民警在正常执法时,都遭遇过推搡、辱骂、恐吓甚至暴力抗法行为。有民警说,自己在执法中曾被人打伤,对方却高喊“警察打人了”,少数群众围观起哄,他感到非常寒心。
长期超负荷运转,最怕夜里电话响
今年夏天,武汉连续多日高温。武汉火车站派出所民警罗居奇在站内巡逻。手铐、警棍、急救包、执法记录仪、通讯电台……他背负着六七斤重的警用装备,警服完全湿透。随身携带的计步设备显示,他当天已步行超过两万步。
“每天5点多钟D5930始发,铁路公安已开始执勤。每晚11点44分最后一趟D5925抵达,站区内依旧警灯闪烁。”武汉站客运值班员肖功峰说,守护安全,他们不知疲倦。
在陕西省兴平市,西吴派出所副所长张荣国已经3天没有回家了。这是他7月18日的工作安排:早上6时起床,6时50分开会布置工作,7时50分和同事出门办案,回来后接待群众来访。中午无暇休息,下午赶赴犯罪嫌疑人家中发放逮捕通知书,之后进村采集信息,回所后和同事分析案情……18时接班后,张荣国还要在岗位上再值守24小时,随时准备接处警。
“每年我有200多天在所里住,一有案子就没日没夜。3岁的孩子只能托付给老人带。”提及家人,张荣国一脸愧疚。
四川省眉山市象耳派出所副所长杨柳从警10年两次因公负伤,是一位揣着残疾证坚持在一线办案的刑警。他今年33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办一个案子,从犯罪嫌疑人的抓捕到羁押,根本没有时间休息。”杨柳说,一个月里他能陪小孩的时间不到两天,这也是他作为父亲最大的遗憾。
记者采访发现,由于常年处在打击犯罪、调处矛盾和服务群众的第一线,精神紧张、工作压力大,超负荷运转已是许多基层派出所民警的工作常态。
“派出所工作的特点是生活不规律,遇到紧急任务、办案或值班备勤,通宵达旦、放弃休假都是常事。上级公安机关一直鼓励大家休年假,但许多人都放弃了。不是不想休,是真的走不开。”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渭城分局化工开发区派出所所长张思强说,全所19名民警,大多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职业病。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坐针毡,最怕夜里电话响……一位民警如此描述自己工作时的心理状态。不少民警因此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被称为“喇叭所长”的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分局欧庙派出所原所长吴继革,安装了3个心脏支架、进行了2处“心脏搭桥”手术,仍带病长期忙碌于处警一线。2015年7月,在冒着高温处置一起紧急警情时,他晕倒在地,生命定格在了46岁。
“天天在流血、月月有牺牲”,一组数据佐证了公安民警工作的艰辛。湖北省公安厅今年1月的统计显示,近5年来,湖北公安系统先后有55人因公牺牲、866人因公负伤、321人在职病故。2012年至2016年间,陕西共有46位民警牺牲在工作岗位上,402位民警在执行任务时负伤。
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韩森寨派出所副所长汪勇帮助一位社区群众搬运物品 李一博摄
优化环境、下沉警力,基层派出所亟须“减负”
一些受访民警认为,除机关与基层警力配比不当、各职能部门间履职合力不足外,缺乏维护民警执法权的保障机制,也是造成基层派出所负担沉重的重要原因。“现场处置时没有底气,并不是因为害怕犯罪分子,而是来源于现实各方面的压力,不敢果断地执法。”一位民警说。
采访中,许多派出所民警也欣慰地表示,近年来基层的许多呼声已经得到高层重视。今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就提出,围绕公安改革,解决管理体制不科学、力量结构不合理、警务运行不顺畅等突出问题,提高职业保障水平。
2018年7月2日,眉山市公安局园区分局象耳派出所民警在暴雨后抢险疏散群众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基层执法环境逐步改善,从优待警的政策也在不断落实中:湖北省公安厅探索建立起以财政补助为基础、商业保险为补充、民警互助为支持的“三位一体”优抚机制;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出台从优待警25条措施,提出“在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健康上关爱、生活上关心”民警……
然而这些还不够。为让民警安心、舒心、放心地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和服务群众等主业上有所作为,基层派出所还须“减负”。
一是出台并落实相关法律法规,优化执法环境,维护民警的执法权威和公信力。
湖北、陕西、四川等地民警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探索建立一定范围的容错机制,为执法者壮胆撑腰,对妨害正常执法的行为敢于“亮剑”。
二是推动警力下沉,夯实基层派出所力量。
有民警呼吁,公安机关在公务员招录时,宜对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有所倾斜,使更多有专业能力、热爱公安事业的人才进入警察队伍。
三是对公安机关特别是基层派出所职能进行精准定位,厘清警务和非警务活动的界限,列出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改变派出所“包打天下”的现状。
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茂陵派出所所长狄军锋建议,建立“110”报警电话分流机制,将各职能部门纳入其中,依照职责划分共同为群众服务。
四是优化合并考核项目,削减文山会海,将基层民警从繁重的文牍和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此外,切实落实中央和地方有关从优待警的各项举措,关爱公安机关特别是基层派出所民警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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